国产三级片

 

曹雪芹與歌德的“逃離”(上)
文/孫德宏http://www.workercn.cn2018-12-24來源:中工網——《工會信息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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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

  1749年。這是中國大清朝的乾隆十四年。

  這一年,欲做“十全大帝”的三十八歲的乾隆正意氣風發。

  這一年,曹雪芹已經二十五歲,而歌德則剛剛出生。這時的曹雪芹已經開始做著他的“紅樓大夢”,想象著他的“太虛幻境”中的寶玉和“金陵十二釵”。據說,曹雪芹最初的想法是要寫一部“女水滸”,或者是“一百零八個脂粉英雄”……

  1764年,年僅四十歲的曹雪芹走了。但是,他的“脂粉英雄”們都留下來了,他的“夢”和“境”開始慢慢地變成了千萬人的夢和境。而此時十五歲的少年歌德,則開始也做起了曹雪芹一樣的夢。

  1832年,八十三歲的歌德帶著詩人們共同的夢,走了。

  也就是說,歌德活了兩個曹雪芹的時光,還多了三年。

  不過,曹雪芹的巨著《紅樓夢》和歌德的成名作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則基本是在同一時刻——一七七四年,在東方和西方風行。

  1774年,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發表,為追求真愛而不惜自殺的維特成了歐洲青年人的風靡偶像,維特的著裝打扮——黃色馬甲和褲子,藍色外套,以及棕色翻口靴子——成了那個時代先鋒青少年的標配,甚至還有人模仿書中主人公去自殺……二十五歲的歌德名聲大振,宮廷人物、上流社會亦對其趨之若鶩。他和他的維特轟動歐洲,他們一起成了全社會的偶像。據說,歐陸大帝拿破侖出征的行囊中,也始終帶著這本小說。

  轉過年來,歌德應邀來到魏瑪宮廷,先是陪伴年輕的公爵打獵、旅行和游泳等等,幾個月后取得了魏瑪公民權的歌德,被任命為公國宮廷樞密顧問(近乎總理大臣)……公爵對歌德十分信任,把幾乎所有政務部門都交給他管理:軍事、財政、工業、礦山、外交、道路建設……

  二十六歲的歌德,青春勃發,躍躍欲試。他準備大干一場。

  二

  1774年,《紅樓夢》開始在社會上流傳。但是,與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的風行德意志,風行歐洲的情況大不同——《紅樓夢》的流傳絕對是地下的,偷偷摸摸的。不過,就像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曾經被拿破侖愛若珍寶一樣,《紅樓夢》也受到過乾隆大帝的“青睞”。

  這是雪芹先生去世十年后的一天。

  這一天,乾隆帝心情不錯,出宮走走。這一走,就來到了一座高門大院的宅子。這是他十三叔允祥的宅邸——對,就是電視劇《雍正皇帝》里與乾隆父皇雍正關系最好,幫雍正“奪嫡”的“十三弟”的宅子——此時允祥早已去世,這里住著他的兒子,也就是乾隆的堂弟。不巧,堂弟“適不在”,乾隆便隨便在宅子里溜達溜達。在堂弟的書房,“見其案頭有《石頭記》一部,挾其一冊而去”……

  結果,堂弟回來知道此事后,“大俱!” “遂連夜刪改進呈,所以傳世本與原本不同,蓋緣刪改之故也” ……

  我現在不知道其堂弟都刪改了些什么,也不敢說“一生寫了四萬多首詩”的“詩人”乾隆,當天帶走的是哪個版本的《紅樓夢》(《石頭記》),但有材料說,雖然皇子皇孫私藏《紅樓夢》也要“大俱”,但乾隆看了之后竟然并未對此予以怎樣的追究,相反,他竟然也動了“考據”的興趣,乾隆笑瞇瞇地:“這寫的是明珠家事!

  但乾隆的那個深知“文字獄”厲害的堂弟,哪里敢這么想!

  金碧輝煌、紅墻綠瓦的午門外,多少人頭落地;北上寒極之地的發配路途上,多少白發文士、紅顏妻女哭聲動地!

  “大俱”,絕對是此時大清朝除乾隆之外所有人都再平常不過的反應。

  今天的人們或許有些不解:一本同樣是寫小兒女之“你情我愛”“不成便死”的小說,何以在此時的西方德國受到的是風靡追捧,而在東方中國卻是看看便“大俱”?而且要“連夜刪改進呈”呢?

  時間一樣,內容一樣,只是地點不一樣,何以結局卻如此大不同?

  清人吳云說得很明白,他在為《紅樓夢傳奇》一書所作的序中說:“《紅樓夢》一書,禆史之妖也,不知所自起。當《四庫》書告成時稍稍流布,率皆抄寫無完帙!

  你看,這本“寫小兒女之情的小說”,在大清朝,是“禆史之妖”!

  在此時大清朝,要的是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,因為“人欲”乃“萬惡之源”!

  即便到了今天,更有人把這個兒女之情、人性之情的小說上升到更激烈的高度,《紅樓夢》根本就是“反清復明”的蠱惑之書……

  顯然,《紅樓夢》絕不僅僅是本愛情小說,它的傳播效果至少是在動搖大清朝的主流價值觀。

  這樣看來,曹雪芹之不受待見,我們今天所看到的《紅樓夢》之所以被多處刪改,“無完帙”,便比較好理解了。我們對此時的東西方的價值取向及社會形態也有了些具體的感受了。同時,我們對一七幾幾年這一時刻世界的先驅者們的苦苦追求,乃至“出生入死”,便也實實在在地感同身受了。

  現在,我們可以肯定,與前面所說的幾位思想者正處同一時空的曹雪芹、歌德,還有袁枚、席勒們,這些東方中國和西方德國的大詩人,與哲學家們干的實在是一件事——要做人,要有愛,要有自由,要有尊嚴——只是詩人們完成這些追求的方式與哲學家們不同而已,他們是以想象的藝術創造的講故事方式來抒發這些思想。而且,如果你認真地查對一下時間,你會發現:詩人們的這些抒發表達似乎還略早于哲學家們——

  1774年前后,《紅樓夢》各種抄本在私下里流行;

  1774年,歌德的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出版;

  1782年,席勒的話劇《強盜》在曼海姆國家劇院公演;

  1790年,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刻;

  1766年年,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刊刻;

  ……

  認真想想,這些“禆史之妖”說的可都是“愛”呀、“情”啊,這其中的任何一個故事都是千回百轉、悲喜交集,任何一個人物都是血淚斑斑、凄然淚下,任何一幕劇情都是轟轟烈烈、石破天驚。

  就這樣,這些關于人的生命勃發、悲喜交集的情與愛的頌歌、悲歌,與那些思想者們關于“人”“人性”的冥思苦想,同時唱響在相隔千里萬里的東方中國和西方德國。這些原本不可以公開言說的“情與愛”,所撼動的正是絕對權威的“天理”和“上帝”。

  可是,詩人和思想者們對此卻是不管不顧,大家一起都瘋了,他們前赴后繼,他們把生死置之度外——

  與曹雪芹同年出生的中國思想者戴震,冒死鼓吹“人性之大”,從哲學上完成了對“情與愛”的肯定;曹雪芹則在文學上完成了對“情與愛”的肯定。

  與曹雪芹同年出生的德國思想者康德,堅定喊出“人是目的”,而比他小二十五歲的哥德,則以其主人公維特為愛而死來詮釋人的這一天然權利!

  二百多年前的一七七幾年,東方中國的“寶黛之愛”唱響的是“情”的悲歌,西方德國的“維特之死”演繹的是“愛”的悲劇——不錯,你認真地想想,曹雪芹和歌德的“情愛之悲”,呼喊的不就是“人性之大”,不就是“人是目的”嗎?渴求的不就是一曲悲喜交集的“人”的頌歌嗎?

  現代的人們大多已經明白,蕓蕓眾生們在對“彼岸”的期待中,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宿。但可能很多人還不大明白,也有一些人與此不大相同——比如,思想者們是在哲學的思考中,找到了自己的終極關懷;比如,藝術家們是在藝術的想像中,安頓了自己的心靈家園。而人類更大的困惑卻在于,真誠地沉溺于“彼岸期待”中的人們大多并無意去追問“何以如此”,而哲學家和詩人們卻恰恰相反,他們要從根本上弄明白“人活著到底為什么” “人到底應該怎樣活著”這個問題的道理、法理之所在,而且,一旦明白了,他們就不是被動地去等待和祈禱“彼岸”,而是冒死也要主動去追求……

  結果,一七幾幾年的詩人、哲學家們弄明白了。

  三

  現在,我想進一步知道的是:

  在一七幾幾年的時候,這個“明白”,是藝術家們啟迪了思想家們,還是思想家們啟迪了藝術家們?或者,是他們互相啟發乃至激勵?更或者,是時代啟發了他們——人類社會文明的歷史,已經不可抗拒地走到這一步了?

  這些問題其實隱含著我這樣的疑惑:數千年的人類歷史不是已經就這么過來了嗎?何以到了兩百多年前的一七幾幾年,“突然”就這樣了呢?

  換個角度說,“思想者”們苦思冥想也就罷了,何以“講故事”的“說書人”也與他們同時想了同一個事情呢?

  而且,“說書人”比“思想者”狠多了,他們一想這事,就悲喜交集,就痛不欲生,就生死付之!

  而且,“說書人”比“思想者”通俗,他們的故事一聽就懂,一看就迷,一看就癡!更重要的是,太多的“聽書人”“看書人”,比“說書人”更“狠”,干脆直接就去實踐生死……

  寶玉的故事,令人癡;

  維特的故事,教人死。

  總之,“愛之不成”,就一“死”了之。

  在一七幾幾年的這個時刻,人心變了,康德和戴震以一生的苦思,追問著生命的終極意義——“人是什么”?“人性是什么”?

  在一七幾幾年的這個時刻,人心變了,曹雪芹和歌德更是在一個全新的套路上,在一個全新的境界上,演繹著,升華著古老中國那個曾經令人歡喜,令人絕望的生命主題——

  問世間,“情”為何物?直教人生死相許!

  金元之際的元好問此句在當時確乎是在說“情”,唱出的是有些覺悟的人們對生命中感受的一種朦朧而絕望的抒發。幾百年后的一七幾幾年,詩人們的歡喜和絕望已經明顯地超越了“男女之情”了,他們那痛徹心腹的悲痛中融入了太多的生命反思和人性崛起,融入了太多的主體覺醒和冒死求變,融入了太多的社會、歷史、現實、未來……此時此問已升華為這個時代的“人應該怎樣”“生命應該怎樣”的終極關懷了。

  詩人曹雪芹、歌德們與哲學家戴震、康德們所不同的是,他們追尋、實踐“人應該怎樣”“人的生命應該怎樣”這個問題的方式,用的不是邏輯推理,而是用一個又一個你我一看就懂的撕心裂肺的故事,想像、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為“情”為“愛”,為人的自由和尊嚴而出生入死的動人故事。

  認真想想,這也應該是一個常識——作為精神產品的創造者,詩人與哲學家們在對夢想的追求上,原本并無本質不同,他們的夢想是完全一樣的。而且,千奇百怪的“聽書人”“讀書人”,乃至各行各當的人們,也全都如此。他們的區別僅僅在于,他們追求和實現夢想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  不錯,一七幾幾年的世界,哲學家和詩人們正是在理性和感性的全面合作中,共同完成著“人性乃人之大者”“人是目的”這一時代主題和人類夢想。

  四

  我十分關心詩人們的作品,但我更關心詩人們本人的生命。

  曹雪芹,是個怎樣的人?

  我只看到過一個資料,上面相當具體地描寫了曹雪芹的模樣。雖然僅是傳說,但這好像也是眾多的紅學考證專著中所引用的唯一一例——一位同時代了解曹雪芹的人的后代——裕瑞,在其一部筆記《棗窗閑筆》中,這樣記述了從其長輩哪里聽來的關于曹雪芹的傳說:

  雪芹二字,想系其字與(或)號耳,其名不得知,曹姓。漢軍人,亦不知其隸何旗。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——其人體胖,頭廣而色黑;善談吐,風雅游戲,觸境生春,聞其奇談,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。是以其書絕妙盡致……其先人曾為江寧織造,頗裕。又與平郡王府姻戚往來;書中所托諸府甚多,皆不可考……又聞其嘗作戲語云:若有人欲快睹我書,不難——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,我即為之作書云。

  這段描述,當然是真切生動的,曹雪芹的長相、性格都栩栩如生,但與其同時代盡管零星但較為具體的材料對照一下,仍有其矛盾之處。尤其是“體胖”“頭廣”之語,與雪芹相處甚近的敦氏兄弟之寫雪芹“嶙峋更見此支離”“四十蕭然太瘦生”等詩句,頗為不合。所以,這一段極其珍貴的記載,其真實性也仍然大可存疑;蛟S,他們筆下的“胖瘦”是因為年輕雪芹和晚年雪芹的不同,也未可知。

  確實,關于曹雪芹的記載實在是太少,太支離破碎了。

  這是一件十分令人糾結和無奈的事情。二百多年來,無數的紅學家和紅學愛好者們披荊斬棘、皓首窮經,結果,雖有若干蛛絲馬跡發現,但依然所知甚少。

  可以肯定,中國偉大詩人曹雪芹的具體生命,“逃離”了文字記載,“逃離”了歷史——或許有一天,人們突然找到了一個什么材料,詳細地記載了雪芹先生的生命故事,那將是怎樣的情形!

  鑒于雪芹生平資料極其罕見,我只能就諸多紅學家們的考證和探佚,以及清代的若干筆記的蛛絲馬跡中,勉強地為各位“拼湊”一下曹雪芹生命的大概——

  1724年,農歷閏四月二十六日生;

  ……

  1764年,2月1日,農歷除夕,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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